刘海贵新闻采访教程第一版与第二版改动幅度如？

  第一节近百年中国新闻采访历史述略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及相关理论的初现，当从“五四”运动时始。 一、“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新文化运动的曙光照亮世纪之初的征程时，我国新闻界的早期新闻采访实践也步人了实质性地实践与改进的时代。

  其主要标志是：重视直接采访，派遣驻外采访；从采访内容来看，注意经济新闻的采制，社会新闻的采访也从幼稚而发展，由受歧视而登大雅之堂。

（一）驻外采访的勃兴

我国新闻界对驻外采访的重视始于19世纪末。为了“通中外之故”，尤其是“通外情”的政治目的，以《国闻报》、《民立报》为代表的若干报纸，开始在外患频仍的年代，“延请通晓各国文字之士”担任驻外记者，如杨笃生、章士钊就曾任过《民立报》驻欧特约记者。

  但是，早期的驻外记者多是由一些留学生兼任的，并非专职记者。驻外记者采访活动的真正勃兴始于“五四”。1918年“一战”结束后，国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国内各大报竞相加强国际新闻的报道，派遣驻外记者与日俱增。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时任《大公报》主编的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国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和会，这是我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之始。

  但这种境外采访仍是临时性的，而非长期驻外。

直到1920年10月，我国新闻界驻外采访的新纪元才正式开启。

这年秋天，在刚从欧洲回国，深感国内报纸大有必要向国外派驻记者的梁启超的帮助、撮合之下，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

  两报一共选派了16名特派记者、通讯员前往，人数之多，阵容之强，前所未有。此举的目的与意义正如两报在《共同启事》中所言：“吾国报纸，向无特派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外。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便每日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

  吾两报有鉴于此，特用合筹经费，遴选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①各个记者及其所派驻的国家分别是：陈筑山为美国特派员，陈溥贤与刘秉麟为英国特派员，刘延陵为法国特派员，吴统续为德国特派员，瞿秋白、俞澹庐（颂华）、李崇武三人为俄国特派员。

  同时，《晨报》驻美国特约通讯员为罗家伦，驻英国特约通讯员为傅于，驻法国特约通讯员为张若名（女）、张崧年。《时事新报》驻英国特约通讯员为郭虞裳，驻法国特约通讯员为周太玄，驻德国特约通讯员为王若愚、Gersdavff。

尤值一提的是外派俄国采访的三人，是我国最早采访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的首批新闻记者。

  1920年10月16日，正式离京赴莫斯科，辗转3个月，于1921年1月25日抵达。路途中，瞿秋白就将其见闻、观感报道给《晨报》。访问苏俄期间，他们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和几十条新闻专电。在这三个人当中，由于只有俞颂华一人曾在报社工作过，对新闻业务相对熟悉，因而很可能这些未署名的专电多是出自他的手笔。

  在“通信”方面，瞿秋白的采访写作最为突出，有人统计，从1921年6月到1922年11月间，仅《晨报》发表的瞿秋白旅俄通讯就有35篇，16万多字。这些通讯在当时晨报所发表的中国人访俄报道中超过了一半，如《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通讯如实地、深刻地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状况，增进了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

  此外，他还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通讯集。除三人合作采写的通讯外，驻俄时间最短的俞颂华单独采写、发表的通讯不在五篇之下，如发表在《晨报》上的《与二个俄国人的谈话》、《旅俄之感想与见闻》、《俄国旅程琐记》等。在莫斯科的短短3个月里，俞采访过列宁和

与此同时，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在学习之余也成了《益世报》的驻欧洲通讯员，采访了欧洲政治、经济、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旅欧留学生、华工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在此基础上写作的大量旅欧通讯，成为《益世报》国际新闻的亮点。

  为提高在新闻竞争中的实力，《申报》此间也在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城市聘请专职或兼职通讯员，形成较完备的通讯网。另外，1921年1月创刊的上海《商报》也曾派遣驻外特派员，采访国际新闻，如王新命、龚德柏就曾任该报的驻日记者②。

由于“一战”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国际形势大变，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中的地位日衰，而与世界的联系日强。

  国际局势的变动可能影响国内民生，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而报纸无疑是“通外情”的最有效的担当者，采用以国人自己的眼光直接采访到的报道，较之从异质文化的国外通讯社购得的新闻，往往更符合国人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驻外采访蓬勃发展。

  这标志着读者、报纸对直接采访的重要性的清楚认识与利用。一方面，这一采访方式突破了地域的界限，拓宽了报道范围，延伸了读者的感官，在采访方式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驻外采访使得我国报纸对国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时自行报道，不是照登外国通讯社电讯，从而形成自己的报道特色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直接结果，当时报纸上的国外通讯与旅行通讯也日益增多和日趋完美。但这一时期所派出的“特派员”或者延请的“特约通讯员”，大多不具有新闻业务知识与背景，并且他们的活动大都以个人名义采访新闻，这势必影响了采访报道的水平，表现在报道形式上，电讯过少，通讯过多，前者的成就远小于后者。

  人们期待着这种格局的讲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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